因为他直言不讳的性格，特立独行的言行，最早从利物浦要求离开并加盟曼城，让斯特林成为了英国媒体口诛笔伐的自私对象。但之后，斯特林在很多问题上的直言，尤其对种族问题坦承，凸显了这名球星的独特。作为一个黑人球员、少数族裔球员，斯特林不讳言他遭受过的各种歧视，成长过程当中，经历的苦难。
类似斯特林这样敢言的职业运动代表，在美国或许不罕见，但在欧洲却难得一见的，哪怕是英国这样将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上升到社会道德价值观高度的社会环境。特朗普将“沉默的大多数”，指向哪些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后，选择声音回避的美国社会主流，但真实的西方世界里，大多数少数族裔，在弗洛伊德事件前，都被迫或主动地保持着沉默。
这一波反种族歧视，成为了世界性风潮，各界人士不断发声时，斯特林的发言仍然特别。他不是泛泛表态，他有具体指向，瞄准的就是自己从事的职业体育。“在英超，”按斯特林的原线名一线是黑人球员或少数族裔球员。但这个体系当中，代表少数族裔的声音却非常罕见。”他还直接指出，能在英超当上教练、特别是主教练的，黑人和少数族裔球员就更少见了。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之前也有人对此进行过抨击，可他们的声音没有斯特林洪亮。斯特林列举的不是单一现象，他还直接援引证据——同时代的著名英格兰国脚，斯特林点出了4个名字：白人球员兰帕德、杰拉德，以及黑人球员索尔·坎贝尔和阿什利·科尔。兰帕德退役后不久，就能得到英冠德比郡和英超切尔西主教练职位，杰拉德退役不久，能在苏格兰传统豪门格拉斯哥流浪者开始主教练生涯，可坎贝尔和科尔，在英格兰代表队以及职业俱乐部，能力、贡献不输于双德，他们的执教起步，则艰难得多。科尔退役时间不久，此时在切尔西U15队执教。坎贝尔为了当职业教练，奋斗多年，他得到的机会，只有低级别联赛马克莱斯菲尔德和索斯恩德，并且付出了高昂的时间成本。
在英国，乃至欧洲五大联赛，白人球员和少数族裔球员退役后谋求执教机会，白人上位难度低太多。像斯科尔斯，退役后要获得一个低级联赛主教练机会，轻而易举。但曼联著名前锋约克，虽然不是英国人，却长期居住和生活于此，他就承认说，哪怕有弗格森爵士为他争取机会，他要当个主教练都非常非常难。
这正是斯特林指出的，英国职业体育系统性的种族排斥。在一个看似种族平等的社会大环境下，小生态圈里，系统性种族排斥仍然存在。被排斥的大多数，选择的不是像斯特林这样发声，而是沉默隐忍，在沉默中，默守这行业的不言规则，在沉默中煎熬、期盼着虚无缥缈的微弱机会。
在西方主流社会，类似形态无所不在。有社会学家将此定义为种族问题的“第二阶段”——意识形态上，大家都知道不能有一丝牵涉到种族问题的表达，甚至主流声音里要有种族主义洁癖，一如“性别平等”，说话表态，必须政治正确。然而具体而微，到行规习俗层面上，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尤其牵涉到就职机会，深度的社会公平根本没能达成。
没有任何一个五大联赛俱乐部，会表达对少数族裔的不信任，然而观其行，结果却是不争的排斥。美国体育有类似“鲁尼法案”这样的存在，干脆以计量统计的方式，给少数族裔担任教练和管理者机会。但批评者也会指出，这种数量统计，又是矫枉过正的“过度种族平衡追求”，反倒违背了社会公平。
黑人当不了主教练？吉格斯是50%的黑人，但因为他看上去不像是黑人，从踢球到执教，遭到的歧视，就比他同父同母的弟弟要少。索斯盖特承认，当初他在米德尔斯堡上位，能力资历未必达标，却“占了是白人球员的便宜”。凡事是否公平，从来不应该只听其言，行为结果才是更可靠的论据。
这就是“主流社会”里，种族和社会不公平的一种呈现。光鲜表面下，大家有都必须遵守的实际规则。彼此心照不宣，却不能大声嚷嚷。斯特林是掀盖子的人，也不是第一个，但他无所畏惧、声音洪亮，他的发言，能让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意识到，沉默或许能让个体短时间免受攻击，但大多数都在沉默，却让这样的不公，成为了无法解决的悬疑。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种族主义的壁垒，从来不仅存于言辞。弗洛伊德，让沉默的大多数爆发了。